戴传曾（右一） 与同事们在讨论。图片来源：中科院学部工作局
“我总认为工作就怕不去做，只要用心做，就没有不成功的。我觉得自己通过辛勤劳动和艰苦努力，用科学服务于祖国、人民和人类是很有意义的。我总希望新一代的科技人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国家多作贡献，是我的愿望。”这是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戴传曾一生的态度和晚年的希冀。
戴传曾终身奋斗在实验核物理、反应堆物理、反应堆工程和核电安全方面的科学研究一线，并作出了重要贡献。
12月21日，是戴传曾的百年诞辰。
科学救国
1921年12月21日，戴传曾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书香世家，是家里8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位。宁波月湖边紫薇街的戴氏家族祖辈都是教育工作者，家庭学习氛围浓厚。
戴传曾从小喜欢独立学习，每逢周六下午的“儿童集会”上，家族所有孩童都会参加集体学习，他却经常在书房中独自钻研课本。
上初中时,戴传曾对物理很感兴趣，学到收音机原理后，就和同学一起制作矿石收音机、真空管收音机。
那时的中国正遭受日本侵略，戴传曾立下了“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为了救国”的志向。
1938年，戴传曾考上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学校首届学生。昆明校舍条件十分艰苦，学生们40多人住在一间茅草房里，饭厅、图书馆都在大草棚中。面对日机的频繁轰炸,他们白天往山里跑，晚上上课。
戴传曾师从吴有训、赵忠尧、霍秉权、饶毓泰、叶企孙等老一辈物理学家。杨振宁是他的同班同学。“由于班上有天资突出的同学带动，整个学习水平提高了。”戴传曾回忆说。
1942年，在物理学家吴大猷的指导下，戴传曾完成了关于用分析力学解决天体中行星运动问题的毕业论文。“我更觉得‘知识就是力量’是千真万确的，更进一步认识了‘科学救国’的道理。”他说。
1946年，戴传曾参加中英“庚款”公费留学考试，在400人参加的物理专业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巴⒐粞�。1947年至1951年间，戴传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子发现者查德威克，从事核物理科学研究，在国际上开启了（d,n）削裂反应的研究。
挑起核物理“大梁”
1951年，戴传曾博士毕业。那时，他做出了诸多重要成果，是国际上闪耀的科学“新星”，许多科研机构向他抛来橄榄枝。
“但我决心尽快回国报效祖国，遂于当年年底就启程回国。”戴传曾从未忘记留学的初心。
在寒冷的冬季，戴传曾怀着激动的心情到达北京，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前身）所长钱三强亲自到火车站迎接他，揭开了他在国内原子能科研工作的第一页。
来到研究所，一切都要白手起家。戴传曾主持气体探测器组工作，和同事从吹玻璃、设计电路开始，几天工夫就从北京协和医院废弃的镭源提取氡气，做成了强度很强但衰减很快的氡铍中子源。中子物理实验“开张了”。
之后，他们在我国首次研制卤素盖格计数管生产工艺，填补了国内空白；研制出性能良好的三氟化硼中子计数管，其工艺技术一直沿用至今，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试验提供了测试设备；改旧利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跃进一号”中子晶体谱仪，并以此很好地开展了核数据测量，提供了高质量数据结果。
戴传曾在回忆中总结道，“这些都是我们不怕艰苦和困难开创的，当时条件虽然艰苦，但目标明确，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困难，在祖国的原子能事业中做出了一定的工作成绩。”
上世纪60年代，因国家原子能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戴传曾转而从事反应堆工程和核技术应用的实验研究。
那时，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专家全部撤走，留下了许多“半截子”工作。戴传曾临危受命，担任生产堆的科学顾问。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确定了“49-3”高通量堆的用途、规模、堆型以及堆物理方案；与科技人员一起完成了核潜艇元件的辐照检验任务；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大型材料热室的工艺、施工设计，使项目内容和规模接近20世纪70年代初的国际水平，为我国材料辐照实验研究开创了条件。
“戴先生有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只要国家有需要，他就会立即接受任务，而且积极主动地做好工作。”戴传曾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张焕乔说。
科学的春天到来，国家经济也进入迅猛发展期。戴传曾认为，核科学技术，尤其是核能、核技术应该到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去，为发展经济作贡献、为和平利用原子能作贡献。
1978年后，回到研究院所的戴传曾开始培养人才、出国访问学习、做核能安全研究，致力于推动核能的民用工作，诸如中国第一批利用中子嬗变掺磷的单晶硅、微型中子源反应堆等一系列工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1985年，戴传曾还被邀请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安全咨询顾问组首任成员，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
严肃又和蔼的“戴公”
在张焕乔心中，戴传曾是领他进入“科研圣殿”的师父。
1956年9月，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张焕乔被分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中子物理研究室。在迎新会上，他恰好与一位“老同志”邻座。那时22岁的张焕乔满腔热血、对未来充满热情，与这位“老同志”相谈甚欢，把自己的“豪情壮志”一股脑说了出来。
“那个晚上我非常开心，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我人生中最高兴的事。”张焕乔告诉《中国科学报》，“第二天报道时，干部处领我去见组长，开门一看正是昨晚谈心的人，才知道他是我的老师戴传曾，想起前晚说的一些‘夸张之语’，还有点后悔了。但戴老师对我毫无偏见，带着我做了很多的工作，对我的培养也让我受益终生。”
在张焕乔看来，戴传曾知识渊博、学术能力强。从北京大学分去的6名学生，戴传曾带着他们分别开展5个方向的研究。“那时我国的核物理事业正处于起步阶段，他身上的担子很重。每周都要求我们汇报，坚持讨论工作，是非常务实的一个人。”
戴传曾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基本功”。张焕乔回忆，戴先生要求他第一个月读完7篇英文文献，做读书笔记，最后作读书报告。第二个月，则要求焊制一台高精度计数率仪。
“现在回想起来，戴公一开始就让我明白从学生到科研工作者的转变，要学会调研文献，作为实验工作者要懂得重视掌握实验技术的道理。后来在他指导下工作，我知道了学习知识要螺旋前进，工作一段时间要回头读点基础知识，从而有效扎实地提高自己的学术功底。”张焕乔说。
当时，张焕乔和同事们称戴传曾为“戴公”。在他们眼中，戴传曾表面严肃，实则平易近人。晚上同事们打乒乓球，有时戴传曾也会参加，节假日学生们到戴传曾家去看望他和师母，有时师母还拉小提琴给学生听。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曾这样评价戴传曾，“为我国核事业发展无私奉献的精神和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永远铭记在核科技战线的广大工作人员心中”。在王淦昌和张焕乔心中，这也是值得后人传承和学习的精神风骨。
�。ɡ丛�：《中国科学报》 2021-12-21 第1版）